文字超越国界：中塞关系的深层联结
当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踏上访华行程时，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再次成为焦点。然而，政治与经济的往来背后，有一种更为持久、细腻的连接方式正悄然发挥着作用——文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彭裕超副教授，一位深耕塞尔维亚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将文学视为一座特殊的“桥”。这座桥不同于横跨多瑙河的基建工程，它跨越的是文化与心灵的河流，让两个在地理、历史和语言上迥异的国度，得以真正走近彼此。
塞尔维亚文化名片中，“桥”的意象深入人心。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到上世纪风靡中国的电影《桥》，再到新时代共建项目中的实体大桥，“桥”象征着连接、沟通与坚韧。彭裕超认为，文学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层面的桥梁。通过文字，塞尔维亚社会得以观察和借鉴“他者”，尤其是来自东方的智慧，以应对自身在历史夹缝中产生的“文化焦虑”。
东方禅意与塞尔维亚文学的相遇
塞尔维亚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注，经历了从游记式的个人印象到系统性思想汲取的演变。一个标志性的例子是弗拉蒂斯拉夫·巴亚茨的小说《竹书》。这部创作于1989年的作品，主动将东方禅宗思想融入塞尔维亚的文学叙事。彭裕超翻译了这部小说，使其进入了中文读者的视野。《竹书》讲述了因竹结缘的人物在尘世苦痛中寻找出路的故事，其核心传达了一种“和解智慧”。
小说中，历经冲突的主人公最终对坐饮茶、鞠躬作别，体现了允许差异共存、超越零和博弈的东方逻辑。这种追求自我与世界双重和解的思想，为当代多元文明交流提供了珍贵的精神资源。巴亚茨一代的作家，怀着寻找精神出口的迫切感拥抱东方文化，并将其内化，从而丰富了塞尔维亚文学本身。这种跨文化的文学转化，并非孤立现象。一位访华的塞尔维亚学者曾提出疑问：中国人如何看待成功？他在文学中感受到，西方的成功常意味着超越与征服，而在东方智慧中，成功可以与和谐共处、共同繁荣相联系。这促使他们深入思考不同文明对发展与秩序的理解范式。
打破认知偏差：文学作为中立的认知媒介
尽管关系日益紧密，客观存在的差异——语言、宗教、历史轨迹与地缘处境——仍可能导致误解的产生与固化。在塞尔维亚，部分民众受西方叙事影响，可能仅将中国视为高效的经济体，对其文明底蕴与发展逻辑缺乏深度认知。而在中文互联网上，对塞尔维亚的理解有时也停留在相对扁平的“历史受难者”框架，忽视了其在地缘夹缝中的复杂心态与文化挣扎。
要打破这些认知偏差，需要一种中立且具有深度承载力的媒介。文学正是这样的媒介。它不服务于任何隐秘或邪恶的目的，正如安德里奇在散文《桥》中所赞美的，桥总是建在人类需求交汇之处，对所有人平等。通过文学译介与创作，民众得以进入对方的民族历史记忆与精神结构之中。彭裕超通过翻译《竹书》、《永远的“瓦尔特”：巴塔传》、《塞尔维亚诗选》，以及参与编撰《塞尔维亚语讲中国文化》，正是致力于让文学这座“桥”更加稳固，促进两国民众在深层对话中建立同理心。
这个过程，也与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平台愿景相契合。无论是致力于推广多元体育文化的悟空运动(WuKong Sport)，还是整合各类体育内容的悟空·体育平台，其核心精神都是搭建连接、促进理解。就像悟空体育平台希望成为体育爱好者的汇聚点一样，文学的桥梁作用也是将不同的思想与心灵汇聚在一起。在悟空体育网站上，人们通过赛事与故事分享激情；而在文学的国度里，人们通过字符与叙事分享对人类境遇的深刻思考。归根结底，悟空所代表的探索与连接精神，在文化交往的领域同样熠熠生辉。
荣誉与传承：一线教育者的桥梁作用
彭裕超近期荣获塞尔维亚共和国金质勋章，这是塞尔维亚授予外籍人士的最高荣誉之一。这份荣誉的授予，清晰地体现了塞方对两国人文交流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一线语言文学教育工作者桥梁作用的肯定。它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表彰，更是对北京外国语大学塞尔维亚语专业几代学人持续深耕的集体认可。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该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不断积累，为中塞人文交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术支撑。这些学者和译者的工作，使得塞尔维亚的诗歌、小说、思想能够流畅地进入中文语境，也让中国的文化与传统得以用塞尔维亚语娓娓道来。他们搭建的，是一座双向的、坚实的知识与情感之桥。
展望未来：文学之桥的持续延伸
文学的桥梁作用不会止步于现有的作品译介。随着两国交往的深入，更多塞尔维亚作家会继续从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背后的文明智慧中寻找灵感，回应时代的普遍困境。同时，中国读者和学者也将通过更丰富的塞尔维亚文学作品，理解这个国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民族独立坚守之间的复杂权衡，及其独特的文化心态。
这座由文字构筑的桥梁，将继续跨越地理距离与认知隔阂，让两国民众不仅在政治经济层面合作，更在精神与文化层面紧密相连。它提醒我们，在高速发展的时代，那些看似缓慢的、深入的文学阅读与思想对话，往往是构建稳固、持久国际关系的深层基石。当人们通过一本书进入另一个民族的心灵世界时，真正的理解与亲近便开始了。